独家深度解析纪录片《NAZA》：加害者电影首次让以色列情报人员开口自述，全球影评圈陷入道德激辩

2026年10月16日，英国《卫报》发表深度影评，将纪录片《NAZA》定义为加害者电影的最新代表作。这部由尤瓦尔·亚伯拉罕与拉谢尔·索尔执导、让以色列情报人员匿名讲述加沙军事行动的影片，把加害者电影推向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。

NAZA：匿名以色列情报人员的冷静独白

《卫报》2026年10月16日的文章披露，《NAZA》邀请多名匿名以色列情报人员出镜，他们来自特拉维夫的中产精英阶层，自述左翼立场、声称不用种族主义眼光看待巴勒斯坦人，却直接参与了针对加沙的远程打击行动。影片中，一名受访者语调平静地承认：“是的，我们一直在实施种族灭绝。”

导演亚伯拉罕此前接受《卫报》采访时表示：“这些人不是疯狂的怪物，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人。恰恰是这种普通，让暴力变得更容易发生。”影片由《卫报》参与制作，曾执导《利益区域》的乔纳森·格拉泽担任执行制片人，这使得《NAZA》在创作谱系上直接接续了欧洲作者电影对“施暴者日常”的长期关注。

加害者电影谱系：从《杀戮演绎》到《NAZA》

加害者电影并非《NAZA》首创。2013年，约书亚·奥本海默的《杀戮演绎》震动国际影坛：60年代印尼右翼敢死队成员以好莱坞动作片的方式，重演自己屠杀工会领袖与教师的暴行。2008年，埃罗尔·莫里斯在《标准作业程序》中采访了阿布格莱布监狱内虐待伊拉克囚犯的美军士兵。2023年，格拉泽的《利益区域》更以戏剧手法呈现奥斯维辛指挥官一家的平静生活。这些作品始终追问同一个问题：究竟是谁，在实施危害人类罪行？

四部作品跨越近20年，加害者的身份却惊人地一致——全是国家暴力机器中的“普通人”。

恶的平庸性：从艾希曼到特拉维夫

汉娜·阿伦特1961年报道艾希曼审判时提出“恶的平庸性”，描述纳粹战犯艾希曼缺乏反思的日常状态。60多年后，《NAZA》的受访者呈现出相同的“办公室逻辑”：他们熟练操作远程打击系统，同时维持体面的中产生活；有人以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造成约1,200人死亡为理由，为自己的行动辩解。法新社从耶路撒冷发出的报道确认，以色列政府已放风将剥夺两位导演的公民身份，并对影片发行施加多重压力。

影片引发的愤怒，恰恰证明它击中了要害。当暴力被制度与职业分工拆解成一个个孤立环节，“平庸”就不再是个人品格问题，而是整套体系的防御机制。

同理心机器为何失灵

已故影评人罗杰·伊伯特曾将电影称作“同理心机器”——让观众进入他人的内心。但加害者电影让这台机器直接短路：面对没有悔意的受访者，观众无法共情，却又无法移开视线。《卫报》影评写道：“我们可能在痛苦的同时意识到，这种痛苦本身何其安全。”这种自反式焦虑指向一个更刺耳的词：共谋。

奥本海默2013年接受《卫报》采访时说过：“你庆祝大规模杀戮，是为了不让自己照镜子。”观看《NAZA》的我们，是否也在以“观看”替代“行动”？影片没有给出答案，却让每个观众不得不面对散场后的自己。这正是加害者电影区别于消费暴力主流影视的最根本之处——它拒绝提供安全的道德出口。

政府施压与沉默的旁观者效应

截至2026年10月16日，两位导演仍身处安全风险之中。路透社也在报道中追踪了这场围绕影片的政治风波；业内人士认为，《NAZA》可能改写国际社会关于加沙战争的叙事方式。

影片的传播比《杀戮演绎》当年承受了更直接的政治压力。它迫使观众重新思考：当加害者西装革履地坐在采访镜头前，人们是否还能用“我们”与“他们”的简单二分法消化这场暴行？导演拉谢尔·索尔坚持，回避加害者视角，反而会让暴力机制继续隐身——这正是《NAZA》选择让加害者开口的原因。

Q1: 什么是加害者电影？

A1: 加害者电影指以暴行实施者为主要拍摄对象的纪录片或剧情片。与传统战争叙事聚焦受害者不同，这类作品让施暴者自己开口，再现其行动逻辑与心理状态。代表作品包括《杀戮演绎》《标准作业程序》《利益区域》以及2026年的《NAZA》。

Q2: 《NAZA》引发的核心争议是什么？

A2: 争议呈现为一个两难：呈现加害者的日常是否等于变相宽恕？影片以匿名方式保护受访者，一些以色列人视之为“自我毁灭式揭露”；巴勒斯坦方面则担忧给施暴者话语权会削弱对受害者的关注。这场争论本身，也成为加害者电影最真实的注脚。

加害者电影不提供道德安慰，却在不适中打开理解之门。从艾希曼到《NAZA》的特拉维夫精英，恶的平庸面目一再显现。随着这部影片进入更广视野，它仍在逼迫我们回答：当我们凝视恶，是否也在凝视自己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