积极防御如何打赢智能化战争?——从长征到解放军建军百年的战略进化

据《南华早报》2026年10月20日报道,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迎来建军百年之际,该报发表深度评论文章,剖析“积极防御”这一核心军事学说的演变历程。作者周仲言认为,红军长征不仅是中国革命命运的转折点,更奠定了中共军队此后近一个世纪的战略思维基础;面向2027年的建军百年目标,解放军需要一场“现代长征”来重塑这一学说。

敦刻尔克与长征:谁才是“最伟大的撤退”

文章开篇便抛出对比:英国军队在二战期间从敦刻尔克奇迹般突围,被一些人视为现代军事史上最伟大的撤退,堪称“虎口夺食”。《南华早报》指出,在中国红军的长征面前,敦刻尔克黯然失色——长征“更令人印象深刻,也更具影响力”。敦刻尔克至今仍是好莱坞电影和二战民间传说的常客,而长征则被全球军事院校视为研究不对称战争、游击战与政治军事一体化整合的经典教案。两者的差异不仅在于规模与艰难程度,更在于战略后果:敦刻尔克保存了一支军队,长征则重塑了一支政党的命运与国家前进的方向。

烈火洗礼:长征如何孵化“积极防御”学说

1934年10月,约8.6万名红军官兵踏上长征路,跨越十余个省份,跋涉约2.5万里。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成为关键转折,毛泽东重新取得军事指挥权。他在游击战中总结出的“敌进我退,敌驻我扰,敌疲我打,敌退我追”十六字诀,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战略思想。“长征是宣言书,长征是宣传队,长征是播种机。”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接受采访时这样总结。周仲言在文章中写道:“长征是一次烈火洗礼,它不仅挽救了毛泽东的政治生涯,更牢固确立了‘积极防御’这一中共军队的核心学说,至今仍指引着国家的战略规划。”

从朝鲜到越南:“积极防御”的实战检验

积极防御并非消极防守,而是“后发制人”。在1950年至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,志愿军以运动战实施反击,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;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,解放军在达成有限目标后主动后撤,体现“有理、有利、有节”原则;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结束后,部队同样在短期内撤回境内。这些行动的共同点是:不主动挑起冲突,但在对手先行动后,以坚决的战役行动改变态势,再以政治外交手段收束战局。下表可清晰展示这一学说的演变脉络:

智能化时代的“现代长征”:解放军的新课题

周仲言在文中提出核心命题:“随着解放军迈向建军百年,它必须完成一次现代长征,确保这一学说在高科技时代依然具有决定性。”新华社此前的报道确认,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多次重申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,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、永远不搞扩张。与此同时,西方军事观察家指出,解放军正将人工智能指挥系统、高超音速武器和无人集群作战纳入战役体系,这使“积极防御”的内涵从地面机动扩展到网络空间与太空。如何在对手“先动手”之前准确识别威胁,成为新版学说的难题。

西方观察家的怀疑与“模糊地带”

并非所有人都认可这一叙事的连贯性。据路透社报道,五角大楼在2025年度《中国军力报告》中估计,中国已拥有超过600枚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,并称其军事现代化速度“超出预期”。报告认为,中方强调的积极防御与实际展示的远程投送能力之间存在“模糊地带”。法新社的报道也印证,日本、印度及东南亚多国近年持续表达对解放军在台海、南海军事活动的关切。分析人士指出,这种认知落差源于双方对“防御”的定义不同:中国强调战略后发,西方更关注能力威胁。

从“人民战争”到“智能战争”:不变的内核

解放军官方近年的表述始终保持着连续性。2020年《解放军报》曾发表评论,要求全军“保持对积极防御和人民战争的专注”。周仲言也提醒,高科技时代的人民战争不再是简单的全民动员,而是涵盖民用科技转化、网络空间抵抗与算法优势争夺的复合形态。从长征路上的草鞋到今日的无人战车,变化的是装备与战法,不变的是“防御性国防政策”这一写进宪法与国防法的根本立场。

常见问题

Q1:什么是中国的“积极防御”军事学说?

A1: 积极防御是中国国防政策的核心原则,最早源于红军时期的游击战实践。它不是被动挨打,而是在敌人先发动攻击后,通过主动的战役战术行动实现自卫反击,以有限、可控的方式达成战争目标,最终回归和平状态。

Q2:何谓“现代长征”?

A2: 这是《南华早报》评论文章提出的概念,指解放军在2027年建军百年前夕,需要像当年红军长征那样,完成一次面向人工智能、无人系统、网络战等高科技领域的全面转型,使“积极防御”学说在数字化战场上继续有效。

从1934年的雪山草地到2026年的智能化演兵场,“积极防御”学说穿越了近一个世纪。若解放军能在建军百年前夕完成这场“现代长征”,这一诞生于步枪时代的战略思想,仍将是中国国防蓝图中不可动摇的基石。